沙孟海
2015-12-18 09:53:55 来源：评论：0 点击：

艺术成就但求平正30岁以前，沙孟海先生临写的碑帖有《集王圣教序》、《郑文公碑》、《张猛龙》等。这一阶段，可称为但求平正阶段。综观沙先

艺术成就

但求平正
30岁以前，沙孟海先生临写的碑帖有《集王圣教序》、《郑文公碑》、《张猛龙》等。这一阶段，可称为但求平正阶段。综观沙先生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楷书作为先生书作的主要书体占据着首要地位。而其精工小楷尤甚多。这可能与先生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有着重要关系。
务追险绝
进入中年以后，随着学养的日渐丰厚和阅历的渐次拓展。沙孟海先生多用功地关注字的“体势”和章法的“气势’当然，原有精耕细作的楷书不是全然放弃，偶作楷书。譬如48岁所作《修能图书馆记》和50岁所作《叶君墓志铭》即是中年时期楷书的优秀作品，也是沙先生的得意之作。但以楷书为主的创作转向以行草为主的创作是沙孟海先生“既知平正，务追险绝”的艺术观念的转换之始，从以往的以“尚韵”为主的追求到对北碑一派“尚势”为主的追慕，沙先生将自己的艺术观念融于帖学与碑派的熔炉里，燃烧着，冶炼着，企冀艺术个性化的涅盘与再生。沙先生也深知，帖学与碑派是书法艺术不同类型的两种风格，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姻缘关系和千丝万缕的艺术内在的相同规律，然而毕竟尚韵崇势，各领风骚，既非互相对立，也不能相互替代。要在帖学与碑派中融化自我，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实非容易之事。但撷取意态挥洒的帖学和雄浑朴拙的碑派之长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古代崇碑尚帖的书法艺术家都从此中领悟到艺术的无限玄机，使自己的艺术个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这一时期沙先生的作品可谓是“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时期，横跨时近四十年。概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大人相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复苏，沙孟海先生迎来了他书法艺术蓬勃向上的春天。沙先生精神勃发，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书法艺术创作之中。先生说：“自从林彪、‘四人帮’被粉碎以来，全国形势大好，文艺得到了春天。我虽80之年，还是壮心未已，正想与中年人一道来继续上进，昌硕先生讲‘谓我何求颡有眦，八十翁犹求不已’。”这一时期，沙先生的创作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既能险绝，复归平正。”陈振濂先生在《沙孟海书法篆刻论》文中分析沙先生80年代书风特征时说：“有意为之强调气势和刻意求全的强调技巧，逐渐地为炉火纯青地信手拈来所代替。一切犹豫、彷徨和偶有小获的喜悦，被一种更为大气的风度所淹没。”
先生这个时期的作品，行草书和擘窠大字占据了先生鼎盛时期的主导地位。也正是行草书和擘窠大字使人们看到了有希望的当代书坛。
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先生千折百磨后的峰回路转，归于平正，一派玄机。先生的书法风格由秀逸儒雅到浑厚华滋最终归于古拙朴茂，一如草木之由春之绚丽多姿到夏之煊赫灿烂而人于深秋的豪迈深远最终归于冬之空旷无际。先生结字的斜画紧结，不主故常；用笔的侧锋取势，迅捷爽利，锋棱跃然；线条的浑厚朴拙，于纵横之间任其自然，令人羡叹不已。董其昌云：“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而浮华利落矣。姿态横生矣，堂堂大人相独露矣。”此语可为沙孟海先生独特书法艺术风格写照。

故事逸闻

故事逸闻一：“大雄宝殿”补题款
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匾额，是1953年宝刹修葺时，浙江书法界泰斗张宗祥推举沙孟海题写的，因沙孟海善书擘窠大字。然而，1957年，当他的三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被打成“右派” 后，他作为兄长，题写的匾额也不能继续存在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决定很快做出：把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从匾额上抹去！于是，在“整修内部，暂停参观” 之后，万千游人面对的已是一块没有题款的“大雄宝殿”匾。好在游人中杭州人的比重不算太大，而杭州游客中清楚匾额来历的也不太多，如果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这种格局也许将长远地存在。
1970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陪同下访问杭州，游了湖看了戏之后，西哈努克提出要到灵隐寺进香。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提出这个要求无可厚非，但对中国当局却无疑是一个大难题。
1966 年6月红卫兵运动发起后，灵隐寺的菩萨也成为攻击的目标，当时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给浙江省委发了电报，指示“暂将灵隐寺封闭，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到这时，灵隐寺仍在继续封闭之中。但西哈努克的要求又不便拒绝，周恩来几经权衡，决定开放灵隐寺，让西哈努克入庙进香！西哈努克如愿以偿，可谁也不会想到，亲王在进入大殿前会盯着“大雄宝殿”四个字，问陪同参观的中方官员：“这几个字是谁写的？为什么没有题款？”中国官员吃了一惊，他没有估计到西哈努克会有这样的汉学功底。他看了看周恩来，惴惴地告诉亲王：这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已经不知何人书写了。西哈努克不再声响，似乎已经接受了“无名氏作”的观点。
但周恩来却接受不了，他知道这块匾额的书写者并非古人而是沙孟海，那个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的沙文威的大哥沙孟海。他找来了当时的省革委会负责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沙文汉是沙文汉，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么能够因为沙文汉是右派，连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呢？不能搞株连。这不是党的政策！
周恩来的指示得到了贯彻，浙江当局很快派人找到沙孟海，要他去补一个名字。按一般人的看法，这当然是“很抬举你了”，可沙孟海不，他的倔劲又上来了。他说：“要么重写一块匾。名字就不补了。”来人好不尴尬，但是写字的事又相强不得，你总不能摁着别人的手腕吧？事出紧迫，他们只好请来另外一个人，拼凑了“沙文若”三个字补上。字写得不协调，很难看，但“大雄宝殿”的匾额上，“沙文若”三个字到底还是出现了。故事逸闻二：沙孟海与蒋介石
蒋介石故居丰镐房内报本堂，堂前两侧有一副引人瞩目的柱对，上联曰：“报本尊亲是谓至德要道”，下联曰：光前裕后所望孝子顺孙。这副楹联，主题鲜明，对仗工整，颇见文字功夫，挂在祖堂之前，十分贴切。但是，这副楹联的作者是谁，过去人们从未深究，由于它由蒋介石亲书，所以，总以为作者就是蒋介石，对外也就这么介绍。其实非也，这副楹联的真正作者是著名学者、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先生。
1946年，沙孟海应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之邀，在教育部任秘书，当时用的名字叫沙文若。蒋介石知道他擅长金石，对谱牒也颇有研究，特地请他重修《武岭蒋氏宗谱》。沙孟海无法推辞，只好从命。历时两年余，于1948年12月告成。这次修谱，挂名的大总裁是国民党元老、书法家吴敬恒，总编篡是蒋介石的陈布雷，沙孟海只列在4个编纂之一，但实际上做文字工作的主要是沙孟海，所以新谱定稿时，蒋介石在司职名单中亲笔加上“特聘武进吴敬恒先生为总裁，主其事，慈溪陈君布雷、鄞县沙君文若为编纂，襄其成”。把沙文若提到了副总编篡的地位，以示慰藉。进谱之日，蒋氏宗祠热闹异常，挂灯结彩，大摆酒席，吴敬恒、沙孟海等被邀上座，参与宴请。蒋介石想为故居的报本堂增添匾额，于是趁此机会，请吴敬恒题写堂额，请沙孟海设计一副堂前楹联。吴敬恒所书的堂额上首注有“民国第一戍子”，标明题额的时间。沙孟海设计的楹联，由蒋介石书写后，制匾挂于堂前两侧。
1949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发动内战全面失败的情况下，被迫第三次下野回乡。当时许多人写文章，说他那次回乡，办了一件大事，即重修蒋氏宗谱。沙孟海对这种说法加以否定。他说：“家谱早在 1948年12月蒋介石下野前即已修好，下野后只是请我另编一本简谱，只收载他直系一支，而且还未完成。由于宗谱全本体积太大，不便携带和翻阅，蒋介石准备离开家乡，远去台湾，所以需要一本易带易翻的小谱。”当时沙孟海已离开国民政府，为此，蒋介石派人到处打听沙孟海的下落，找到后，几次召沙到溪口，除谈小谱以外，还探问家乡先贤全祖望的遗迹及一些地方掌故，并要沙陪同参观宁波天一阁。沙孟海怕蒋介石把他留在身边，委他职务，就找个借口，离开溪口，到上海进行写作。那年4月，蒋介石匆促离乡，蒋氏小谱只在中华书局排印了几页样本，即不了而了，沙孟海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就此结束。
故事逸闻三：沙孟海与四兄弟
老大沙孟海曾任国民政府总统府秘书，与蒋介石、蒋经国、朱家骅等国民党上层人物有过许多交往；老二沙文求是大革命期的广州市委秘书长，广州起义时与陈铁军烈士一块壮烈牺牲；老三沙文汉是共产国际的红色间谍，长期从事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重庆号”起义、第二舰队起义都倾注了他的心血，解放后出任浙江省第一任省长，政绩斐然却又遭受到难以名状的冤屈；老四沙文威是李克农，潘汉年手下的谍海干才，以国民党专员的身份在国民党宫垒中隐匿了十八年，利用沙孟海的掩护为革命做了许多甚有贡献。
沙孟海少时家境窘迫，诸弟辍学使他有一种强烈的负疚感。1919 年师范毕业后，他就把诸弟一个一个接到外地读书。先是二弟文求，再是三弟文汉，再是四弟文威。至1926年，除了年岁尚幼的五弟沙文度，其余三个兄弟都已出外读书。二弟文求高中毕业后先考入上海大学，后来文求要求转学复旦大学物理系，尽管复旦学费甚巨，沙孟海仍毫不犹豫地支持弟弟实现了自己的意愿。
困厄的家境迫使年轻的书法家通宵达旦地拚命，过起了鬻文卖字的生涯。当时上海滩仕宦商贸每遇婚丧寿宴，多喜欢馈赠书画艺术品，雅而不俗。那阵他的书法在上海滩已经有点名气了，又只有二十几岁，出手快，有急需赶时间的活计，人们总喜欢找他，生意日渐红火。他干脆请书界前辈朱祖谋先生列了一个“润格”，“明码标价”。这种鬻文卖字度日的清贫生活，沙孟海觉得不足言道，他只希望自己的四个兄弟能够健康顺利地成长，能够过上安定的生活。
故事逸闻四：两篇电文定乱局
抗日战火很快燃烧起来了。武汉会战后，日本军部特派一个叫川本芳太郎的大佐专赴北平，敦促吴佩孚出山。川本为了便于接触吴佩孚，还拜吴佩孚为师，时相过从，不时试探。川本懂得洪宪劝进的故事，于是乎，“大帅府”霎时热闹空前，来自全国各地“拥吴出山”“挽救大局”的电报纷至沓来。
吴佩孚出山之事在国民党政府中造成很大震动。朱家骅在一个星期天的清晨紧急求见蒋介石，蒋介石听完汇报一脸阴沉。朱家骅献策道，一是他以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给吴佩孚发一个电报，晓以大义，阻止他出山。朱家骅认为第二种方法要好一些，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
这时，沙孟海经同乡陈布雷介绍，已在朱家骅手下当秘书，起草电文的任务就落实给他了。沙孟海当然知道朱家骅交付的担子有多重，平时他并不喝茶，但那天晚上，他却浓浓地泡了一杯。凝笔静思，仿佛有一股神力在左右他的笔毫。一篇五百余字的四六骈文一挥而就。文中庄严声明“春秋大义”，敦促吴佩孚千万要以民族为重，不要“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朱家骅对电文极满意，当即令人将电文急送吴佩孚的老友张芳岩，发给吴佩孚。吴佩孚正在就“出山”与川本商定程序，当随从将他请进密室，将朱家骅的电文递交给他时，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仿佛遭了电击。他反复诵读着那朗朗上口的电文，一种自责的情感笼罩了他的身心。
川本正在焦急地等待这位大帅做出最后的决定，他已经向东京报告吴佩孚同意出山，东京要求他确定举行就职典礼的日期。然而，当他把东京的意思提出后，吴佩孚却不紧不慢地提出了就职的条件，那就是：成立一支由吴直接指挥的三十万人的军队，日军撤出华北。川本没想到紧要关头吴佩孚会来上这一手，于是吵着要剖腹自杀，但是没等他拔刀，吴佩孚已经甩开袖子走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公开投敌，朱家骅得悉汪精卫派特务欲拉吴佩孚下水的情报后，又叫沙孟海起草了第二个致吴佩孚的电文。不久，朱家骅收到吴佩孚通过张芳岩交北平地下人员拍回的一个电报，言词恳切：“仆虽武人，亦知大义，此心安如泰山”。这表示了他在大是大非上的立场。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日本特务计出多端，吴佩孚却终于没有“出山”。

人物评价

一生亲历民国以来现代书法的发展，50岁以前书法广涉篆、隶、真、行、草各体，晚年尤精行草书，气酣势疾，刚健有力，韵味沉厚，雄浑遒劲，卓然成家，被誉为“书坛泰斗”。擘窠榜书被称为“真力弥满，吐气如虹”。治学严谨，对书法学、古文字学、篆刻学、金石学、考古学都有精到研究。在书法上沙孟海受康有为、吴昌硕影响，代表了北碑雄强一路而开一代风气，无论篆隶楷草，在书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尤以行草书最佳。即使在沙先生在耄耋之年仍治学严谨，有口皆碑：在他的关门弟子中，虽谈不上哪个最令他省心，门下众多弟子中，吕国章，朱关田、祝遂良，陈振濂等都没少在他的严谨中杖鞭相加，尤其是年纪最小的弟子叶飞（叶昔飞），一直是最令沙先生头疼的学生，因为年少不能与其他学生一同上课，只能手把手的辅导，这对于一个年近90高龄的沙先生来说，无疑是一件操劳费神的事情。好在叶飞自幼聪慧，悟性极高，即使是学龄远超过他的师长们也是倍加喜欢。沙先生一生尤善擘窠榜书，海内无匹，被世人誉为“真力弥满，吐气如虹，海内榜书，沙翁第一”。其作气势宏大，点画精到，富现代感，以气胜，且字越大越壮观，此非胸有浩然之气不能致也，为当代书风典范。在篆刻上，青年时代的沙孟海就有幸得到了吴昌硕、赵叔孺的教导。在赵叔孺“为圆朱文，为列国玺”的印风影响下，沙孟海也对圆朱文印及列国玺有着多年的潜心研究，且能师承有法，高致绝伦，复博涉陈秋堂、赵之谦、吴让之的治印风格，深得其理。他的印作得到了篆刻大师吴昌硕的高度评价：“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蕙风绝赏会之，谓神似陈秋堂，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