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工:扶桑访帖漫记
2016-07-29 13:31:35   来源：欲善楼书院   评论：0 点击：

从秦汉时代，中国和日本诸岛就开始了文化交流。汉光武帝册封倭奴国王、魏明帝颁赐亲魏倭王、南朝宋顺帝诏除安东大将军，都表明版图辽阔的中国王朝对东邻日本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公元645年孝德天皇迁都大阪、实行“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大化改新”将中国隋唐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引入日本（几位留学中国多年的日本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了天皇集权统治，促使日本进入封建社会，逐渐发展为东亚强国。

日本大化元年（645）是中国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也是玄奘法师取经回国的年份。从这时开始，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变得频繁而密切，日本经常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到中国学习，带回各种各样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唐玄宗天宝年间，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对日本的佛教和文化影响极其深远。可以说，日本民族文化是在广泛借鉴学习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日本古代早已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没有文字。大化改新以后，日本人学习唐朝传入的汉字和书法，创造了用汉字作为表记符号来书写日语的方法，演化出片假名和平假名。由于日本文字与中国文字的渊源如此之深，所以中国书法对日本文字、书法的影响是沁入骨髓的。从中国传入的王羲之、王献之墨迹及唐宋名家墨迹、刻本，都被日本人奉为“国宝”，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影响了日本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

2016年，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为纪念该馆开馆80周年，策划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顶级书法展览，这就是4月12日至5月22日举办的“从王羲之到空海——中日名笔特别展”。之所以说它是顶级展览，是因为展出的200多件中日两国名家书迹，既涵盖了从东晋王羲之到晚明王铎一千馀年的中国书法发展脉络，又展示了王羲之书风影响下的日本平安时代“三笔”“三迹”及他们对日本书法的影响。而这些名迹，分别借自日本二十余家收藏机构，以及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中日名笔一堂竞秀，美不胜收。这样一次难得的书法展示，在中日韩书法界引起巨大的震动，已有许多中国书法家专程赴大阪参观展览。

大阪市立美术馆，位于大阪天王寺公园内。其建筑连同庆泽园都是由住友家族捐赠的，大阪市则在此基础上建设了美术馆，1936年开馆。该馆是日本收藏中国书画最主要的几家公立机构之一，这些藏品主要来自于阿部房次郎(1868-1937)家族。阿部房次郎是20世纪初日本的纺织业巨头，他深受当时关西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的影响，从日本和中国搜购书画。1943年阿部家族遵照他的遗愿，将家藏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其中包括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的(传)唐代王维的《伏生授经图》、金朝宫素然的《明妃出塞图》、明代董其昌的《盘谷序书画合璧卷》。此外还有北宋燕文贵的《江山楼观图》、南宋米友仁的《远岫晴云图》、元代龚开的《骏骨图》、郑思肖的《墨兰图》等，都是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赫赫有名的作品。前几年我在写博士论文时，特别关注过龚开《骏骨图》，画卷后杨维桢的一段题诗，以马喻人，诗书都极为精彩。

5月20日上午，我随书法报社组织的“扶桑访帖”旅行团专程到大阪市立美术馆参观。日本书艺院理事长吉川蕉仙、事务局长松本薰，全日本华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傅巍已经在迎候我们。观看展览之前，主办方在美术馆报告厅为代表团举行了展览情况介绍会，滋贺大学教授中村史朗先生介绍了其中部分作品的情况。随后，大家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展厅。

大阪市立美术馆分为两层：一层展出唐宋元书法作品，二层展出明代书法作品和日本书法作品。这一个书法展览就把美术馆塞得满满当当。

唐代孙过庭《书谱》开篇云：“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锺、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这次特展的作品即从锺繇、张芝开始，他们是楷行草三体形成后的第一代大师。张芝章草《八月帖》出自明刻《玉烟堂帖》，锺繇小楷《荐季直表》《宣示表》也都是明代以前刻本。十六国时期前凉《李柏尺牍稿》，是20世纪初日本探险队在中国楼兰古城的墙缝中发现的纸片，现在是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因为它是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又是比王羲之时代还略早的行书墨迹，其中所出现的“李柏”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记载的人物，故当年《李柏尺牍稿》的发现震惊了国际汉学界。《李柏尺牍稿》一共有三纸，此次展出了相对完好的二纸。纸呈淡黄色，下笔较重的一件墨色淡，下笔较轻的一件墨色干。都没有装裱，只是托了一层背纸，装在镜框中。

日本收藏的王羲之书法，有两件著名的唐摹本，分别是日本皇室宫内厅收藏的《丧乱、二谢、得示帖》和东京前田育德会收藏的《频有哀祸、孔侍中、忧悬帖》。由于“二王”书法已无真迹传世，众多摹本、临本、刻本书风不尽一致，给“二王”书法罩上一层朦胧的面纱。而在各种版本的复制品中，唐代硬黄钩摹本是公认最接近真迹的本子。一部分唐摹王羲之书法于唐代中叶以前就传入日本，长期收藏于日本皇室或皇家寺院，被视为国宝，受到敕封，每次开封必须得到天皇的许可。这两件唐摹墨迹于20世纪初由日本美术杂志《国华》、书道杂志《书苑》发表以后，才逐渐广为人知，现在已经是学习王羲之书法绕不过去的经典范本。

本次展出了《频有哀祸、孔侍中、忧悬帖》。其中《频有哀祸帖》与《孔侍中帖》两段之间空白处，钤“延历敕定”朱文玺三处。日本《支那墨宝集》称：“昔我国光明皇后，举圣武天皇之遗，献于东大寺大佛，藏正仓院。唐天宝十一年（752），其中晋王羲之书拓本颇多焉。天应、延历、弘仁之间，渐复尽献于大内。奈世既德久，大半散佚，片断仅存。此所藏者，盖其一。接帖之处，有延历御府之玺。”延历是日本桓武天皇的年号（782-806）。日本学者考订《孔侍中帖》与《丧乱帖》二帖，正是《东大寺献物帐》中著录的。此《献物帐》是日本圣武天皇卒后（729），皇后将其遗物供佛的账目。那么，以上王羲之书迹传到日本时，至少在729年（唐玄宗开元十七年）以前。我前几年在上海博物馆看过借自日本皇室的《丧乱、二谢、得示帖》，此次本想细细观摩《频有哀祸、孔侍中、忧悬帖》，可惜已提前撤展，失之交臂。

王羲之书法的拓本展出很多，可以说日本所藏珍拓基本都有参展，特别是《兰亭序》《十七帖》和《集王圣教序》，更是各种版本的名拓汇聚一堂。在过去，即便是王羲之书法的拓本，也非普通人可以看到。此次展出的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兰亭序（吴炳本）》，是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柯九思本”并驾齐驱的宋拓珍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集王圣教序（上野本）》，乃是内藤湖南于1899年访问北京时遇见，后来推荐博文堂出版面世的。展品中《十七帖（上野本）》《集王圣教序（黑川本）》的出版也都与内藤湖南有关。

东京区立书道博物馆藏王献之《地黄汤帖》是另一件赫赫名迹。王献之书法较羲之更多外拓和连绵，然此幅为标准的行书。曾经南宋内府珍藏，有宋高宗赵构题签和贾似道印鉴，清末流入日本。《地黄汤帖》的钩摹水平不及唐摹《丧乱帖》《频有哀祸帖》，但也是北宋或更早的摹本，纸墨的磨损斑驳处甚多，有些线条显得缺少精神。

展出的隋唐名迹首推智永《真草千字文》，据说当年智永写了八百本分送浙东诸寺，现存比较可靠的仅此流落东瀛的一本。册页装，首页已残，仅存二百行，行十字，被列为日本“国宝”。同时展出的还有北宋翻刻的《真草千字文（关中本）》，亦是佳拓。另一件名迹是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存世唯一草书作品《孝经》，长逾八尺，大约在清初流入日本，现为日本皇室宫内厅收藏。

唐代名家碑刻拓本亦多，如三井纪念美术馆藏欧阳询《九成宫碑（端方本）》，拓工极精，神采焕发，所谓“海内第一本”，确实名不虚传。大谷大学博物馆藏欧阳询《化度寺碑（翁方纲本）》，虽然也很好，但因为有了敦煌石室唐拓残本和上海图书馆藏宋拓佳本存世，显得相对平淡一些。而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因原石早已焚毁，拓本在北宋已经千金难得。三井美术馆藏的“临川李氏本”，号称唐拓孤本，其实部分为唐拓，部分移配自宋代陕本，但仍不失为存世最善本。我谛视良久，觉得虞世南书法的虚和冲淡真是妙不可言。还有三井美术馆藏《孟法师碑》（临川李氏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雁塔圣教序（整拓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褚遂良《文皇哀册》、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颜真卿《争座位稿》，都是相当难得的早期拓本。

宋代书法同样是名家争艳。大阪市立美术馆藏苏轼《李白仙诗卷》，是东坡“粗服乱头”一路行书的代表作。墨色虽黑，仍能看出线条叠加的层次，在笔画的尽头也有墨色堆积造成的深浅变化，可见纸张是偏熟的。纸色微黄，中下部有许多波浪形断纹，似乎曾遭受蹂躏。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黄庭坚《王史二氏墓志铭稿》，是山谷道人小字行书的典型作品，字极小极精。两件墓志铭稿年份不同，纸色相近，《王长者墓志铭》比《史翊正墓志铭》约矮一寸。还有大阪市立美术馆藏米芾《草书四帖》、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虹县诗卷》，这些作品都是在清朝灭亡之后流入日本的，经过二玄社的刊印出版，在中国书法界早已是耳熟能详之作。《虹县诗卷》是米芾大字行书的杰作，枯笔尤为精彩，我曾经在上海博物馆的展览中见过，这次再次温习，依然觉得惊心动魄。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群玉堂米帖（下）》中的《学书自叙》，是米芾一篇重要的文章，刊印于浙江大学出版社《海外藏中国法书集（日本卷）》，这次终于见到原拓本，可惜没有全部展开陈列。另外还有南宋吴琚《急足帖》，笔致轻快，取法米芾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右侧有翁方纲跋二行，左侧有王文治跋一行。墨色黑而有层次，《图录》印刷偏淡，大失神采。京都智积院藏张即之《金刚经》，尺幅巨大，又是一件“国宝”级的名品。

在元代作品中，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赵孟頫《兰亭十三跋》因为记录了作者几段著名的书论，以及遭受火烧而广为人知。分别藏于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赵孟頫致中峰明本和尚的五通尺牍，充分体现了赵孟頫的行书造诣，尤其是“归自吴门”一通信札纸墨相发，精彩绝伦。相比之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鲜于枢《七言绝句两首》就逊色许多了。虽然当年赵孟頫很推重鲜于枢，但二人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相去悬殊。有赵孟頫光焰在前，其他书家要是没点特殊的手段，是断难引起众人的瞩目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杨维祯《钱谱跋语》是杨氏晚年狂放一路的书迹，共七纸十四面。第一面书写五行，第二面起改为四行，从第十一面又减为三行，字越写越大，不受拘束。尽管每页都画好了边框，但杨维祯并没有严格按边框写字，经常有笔画逸出边框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杨维祯的小字题跋通常用墨较黑，此作开始时也是这样。可从第四面开始随着字迹增大，墨色趋淡，屡见淡墨字迹，尤其是第十面“前言往行”诸字墨色甚浅，这在同时代书家中是极为少见的。鲜于枢在元代以善书闻名，而杨维祯以诗文著称，不过今天来看他们，杨维祯倒成了元末书坛的一抹亮色。

在日本书迹里面，开头几件“国宝”都是平安时代（794-1192）无名氏的写经，这对我们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中国唐朝以前的写经太多了，尤其是敦煌遗书。平安时代的名家中，空海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创始人，最澄是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他们都曾经随遣唐使渡海到唐朝学习佛法，对日本佛教有着深远的影响。展出作品中空海《聋瞽指归》书写水平一般，是他来到唐朝之前的书迹，而他晚年的《风信帖》近似于《集王圣教序》，《金刚经开题残卷》近似于怀素《小草千字文》，气息古雅，精进不知几许。橘逸势和空海同一批入唐留学，在文学和书法上受到李邕、柳宗元等人的影响，但由于其荒诞不羁的性格，回国后并未受到重用。与其同时代的嵯峨天皇，是日本统治者中学习唐朝文化的一位典型人物。但平心而论，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合称“平安三笔”），他们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学习唐朝文化艺术并且开启日本民族文化，而在书法上的成就则远不及时代稍晚的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合称“平安三迹”）等人。

小野道风《三体白氏诗卷》，前段为楷书，中段为行书，后段为草书，全面展示了他学习王羲之书法的成果。藤原佐理的《诗怀赋》为流利的帖派行书，两件草书《国申文帖》和《头弁帖》，前者线条瘦劲简洁，后者多起伏缠绕，展示了其操控线条的高超才能。藤原行成的书法多为庄重的行书以及富有日本特点的假名书法。由于藤原行成官职甚高，他向宫廷借用过多件张芝、王羲之书迹来临摹，所以对王羲之书法的认识要远远超出常人。这三人在日本书法史上影响极大，他们学习了唐摹王羲之书法，自己的书风又被后世所效仿。此后的日本书家，因为很难看到“二王”书迹和拓本，故纷纷“就近”学习空海、小野道风、藤原行成等人书风。日本的汉字书法、假名书法，书风大致趋同，没有出现像中国宋元明清书法名家争奇斗艳的景象，恐怕正是因为范本资源匮乏造成的。较有特色的是几位高僧的书法，如一休宗纯、慈云饮光、白隐慧鹤、良宽等人。

我们在展厅一直参观到下午四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回看美术馆门口“从王羲之到空海”这个标题，深感是画龙点睛之笔。王羲之、空海在这里各自象征着一个书家群体、一个历史时代、一个国度。王羲之书法传到唐朝，几乎全部被皇家征收，并制作出许多高仿本赏赐大臣；到了宋朝，二王书法被刻入《淳化阁帖》等多部法帖，影响了几百年的读书人。而日本因为空海等人从唐朝带回了王羲之书法摹本，开启了学习王羲之的风气，但由于范本的珍稀，大部分人只能通过空海、小野道风、藤原行成等人的书法来朦朦胧胧地学习王羲之。“从王羲之到空海”，反映了中国书法对日本书法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日本人借鉴外来文化、塑造民族精神的成功实践。大阪作为“大化改新”时期的国都，似乎也在通过这个展览让人回想其昔日的辉煌。

同样是学习传统，中国书法的传统比日本要博大精深得多，秦汉以来各体各派竞相争妍，远非“锺张”“二王”所能涵盖。文化传统和书法范本资源的差异，决定了中国书法的发展远远超过日本。比如中国明代已经有大量汉碑出土，清初“金石学”开始兴盛，郑簠、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不断创造隶书新的风貌，而魏碑也在阮元、何绍基、康有为的推崇下成为关注热点。1880年，来自湖北的候补知县杨守敬，作为日本公使的随员前往日本，与日本汉学家讨论碑学，震动一时，被尊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说明彼时日本汉学家、书法家的视野不免狭隘。而晚清民国时期即20世纪初叶前后，大量中国书画作品被变卖或劫掠进入日本，极大丰富了日本所拥有的古代书法名品资源。这固然引出国运衰颓之悲叹，但这些作品在日本公私机构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和出版利用，使书法越来越成为一门国际性的艺术。

(本文刊于《中华书画家》2016年第8期）

【作者简介】

顾工，1973年生，江苏淮安人。扬州大学历史本科，南京大学艺术硕士，东南大学文学博士（书法方向），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

自1995年以来，书法、篆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书法篆刻展览，如全国三届新人展，七、八届中青展，四、六、七届篆刻展，当代篆刻艺术大展等。曾获“世界华人书画展”书法金奖、“全国第十届书学讨论会”优秀论文奖、“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等。

曾任昆山市青少年宫书法教师、昆仑堂美术馆副馆长、昆山书画院院长。现供职于国务院参事室，为《中华书画家》杂志编辑部负责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篆刻研究会副会长、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昆山书画院名誉院长。